清明时节夫人忆母亲

清明时节忆母亲 胡泉

适逢清明，又该给我母亲上坟了。母亲活到九十二岁，是2005年去世的，转眼间离开我们已经快五年了。母亲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眼前浮现。在最后的几年里，母亲虽然得了老年痴呆症，但我们每次到弟弟家去看望她时，她都显得特别的高兴，有点象个老小孩，离开时，她会站在窗前目送我们很远很远，我们不忍心回头看她那双不舍和渴望的眼神。 　　在我们这个家庭，母亲从来是说一不二，享有绝对的权威，这种权威很象电视剧“大宅门”中的白二奶奶，是在家族逆境中靠智慧和胆识力挽狂难澜而建立起来的。母亲出身非常贫寒，在她三岁时外公就去世了，跟随我的外婆回其娘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所认识的一点字，还是给有双亲娇贵的表妹当陪读而得到的。在母亲二十岁时，有人给介绍认识了我的父亲，父亲是外乡人（听说我的爷爷奶奶是给土匪杀死的），身边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死了亲娘的六七岁的儿子。为了摆脱寄人篱下的生活，母亲义无反顾地同意了这门亲事，唯一的要求就是必须带母出嫁，要为苦命的老娘养老送终。就这样母亲刚一过门就进入角色，当起了长嫂和后妈。同是天涯沦落人，母亲用爱温暖着这些苦命人的心，不久就把这个复杂的大家庭经营得有声有色。 　　然而好景不长，在姐姐出生不久，爆发了抗日战争，为了躲避战乱，她们被日本鬼子追逼得东躲西藏，最后躲进岳西大别山区才算安定下来。这时就显现出母亲的不平凡之处，即使是避难，也要考虑孩子们的受教育问题，住家必须要靠近学校。她深知没文化的苦处和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性，因此投靠了她陪读的表妹一家。我的表姨从女师毕业以后，嫁的丈夫是岳西南岳中学的校长，表姨也在这所学校教书。母亲想借此为子女提供读书的环境。 　　投靠表姨家不久，我们又遭遇了更大的灾难。我的父亲为了家庭生活 在外奔波干活时，被鬼子抓住了，那时鬼子实行三光政策，见到中国人就杀，父亲比较精明，就在鬼子的剌刀快到跟前时他佯装倒下了，父亲屏住呼吸，待到夜深人静时，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在荒郊野外转了好多圈，几乎所有的房子都烧毁了，又惊又饿的父亲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有亮光的地方，准备敲门要点吃的，顺便问问路，谁知房主的神经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开门见是一个浑身是血的人，以为是遇见了鬼，大叫起来，我的可怜的父亲经这一惊吓，一下子昏死过去，从此神经错乱，不敢见生人的面，幸遇熟人半路相遇把他送回了家。 　　在这家庭遭遇突变的关键时刻，母亲果敢地站出来了。经过深思熟虑，她把我的叔叔叫到一边，虽然当时叔叔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母亲把他当作大人，把家中发生的事情和她今后的打算向他和盘托出：父亲要治病，一家老小要生存，母亲准备出远门搞长途贩运，家中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希望五叔多多操心，叔叔是个懂事的孩子，一口应承下来，并希望年青的嫂嫂在这兵荒马乱时期务必注意自身的安全。 　　当年母亲才二十多岁，为了一家人的生计走上了一条连男人都觉得危险的路。过去没有公路，更谈不上汽车，全靠结伴的挑夫翻山越岭，把岳西的桐油、茶叶、桑皮纸等挑运到山外，再从山外把山区紧缺的盐、糖和学生所需的纸、笔、墨、砚等物资贩运到岳西，每趟往返都需要半个月以上，母亲一个城里的年轻女人，为了撑起那摇摇欲坠的家，硬是咬着牙与常年以走山路为生的挑夫们同吃同住，钻森林，翻高山、过大河，多日的长途跋涉，脚上磨出的水泡已经成了老茧，吃尽了千辛万苦。她打着岳西南岳中学的旗号把那些挑夫们的良民证都收集在手，并把他们的相关个人的信息如姓名年龄住址等情况抄录一份放在南岳中学表妹夫处以防万一，一路上对这些人恩威并重，经常奖励给他们食品烟丝等。每到晚上休息时， 挑夫们腿都打不过弯来，仍然盘坐在大炕上，听母亲数说着古今中外种种历史故事和民间趣事。 　　母亲凭借着她过人的才智和胆识，硬是从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上趟过来了。经过几年母亲的辛苦打拼，父亲的病也有钱得到及时治疗，慢慢调养恢复得大有起色。叔叔和大哥的学业也没有荒废，一家老小衣食无忧。母亲从此成为了我们这个家庭名副其实的顶梁柱。家中的一切大小事情全由母亲一人说了算。事实也证明母亲的大部分决定都是正确的，在处理问题时都有前瞻性。  　　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返回了安庆，父亲的身体已基本好转，能出来做事了。我的一位舅爹爹在当时的国民政府里当了安徽民政厅长，经他的引荐，父亲在社会福利院谋上了一个差事。新中国成立前夕，舅爹爹想让我们随他一起撤退到台湾去，母亲坚决不同意。舅爹爹一走，我们全家就搬出了原来的大院子，宁可住在自已盖的三间草房里，母亲又主张拿出一部分钱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我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出生的。母亲一直告诫父亲要夹着尾巴老老实实作人，虽然我们有舅爹爹那样的社会关系，我们全家在历次的运动中都平安挺过来了，只是叔叔在解放前得了肺结核，由于医疗条件有限，最后死去了，还有父亲自抗日战争时期的那场死里逃生，身体就每况愈下，只活到1965年文革前夕。母亲亲手培养了哥哥和姐姐两位大学生，哥哥是新中国安徽大学第一届大学生，姐姐是57届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而我和弟弟由于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虽然在家中我们都敬畏母亲，平时不敢和她亲近亲热，但她那颗慈母心我们还是处处感受到的。哥哥大学毕业得早，成家以后就一直在芜湖生活。姐姐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大西北西安邮电学院工作，在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尽管我们全家人都缺吃少穿，母亲还是把从牙缝中省下的粮油和食物源源不断地寄给姐姐一家。 　　1968年我随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下放地点虽然离家不远，但也不能经常请假，每次偶尔回家，母亲就将留存的猪肉、豆腐好吃的东西烧好给我加餐，我深知那是全家人计划供应内的有限食品省下来留给我的。有一年的夏天我正在田地里忙着双抢，忽然听到同学喊你妈妈来了，我当时还不太相信，以为是同学开玩笑，抬头一看果然是妈妈来到了田头，只见她顶着炎炎烈日，手中捧着一个大瓷缸，微笑着注视着我。我忙将母亲迎进知青点，原来母亲见我好长时间没有回家，特地把家中养的唯一一只鸭子用梅干菜烧好，全部装入瓷缸里，步行二十多里路送给了我。由于下午还要上班，母亲连一口水都没喝，又匆匆赶回城里。目送着浑身汗湿的母亲渐渐远去的身影，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母亲刚走，一大搪瓷缸的梅干菜烧鸭子被我的同学们一抢而空。这件事多年来一直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如山高海深般的母爱始终伴随着我，催我勤奋，逼我坚强，使我稳步地走在人生征途上。 　　母亲一辈子吃苦耐劳，克已待人，从我记事起母亲一有时间就带领我们在自家院子里或者到郊外开荒种地，我们家吃的蔬菜基本都是自已种的，有时候还送送人情，这种自给自足的瓜菜代不仅让一家老小顺利地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而且还帮助一些亲朋好友躲过了死神的威胁。记得父亲有一位乡下的堂弟兄，没有得吃来到我们家，当时我家食品供应非常紧张，我们也老是觉得吃不饱，母亲仍然大度的接纳了他，并且叮嘱我们不要嫌弃，应当同甘共苦，直到农村调整政策形势好转，那位堂叔才返回家乡，终于躲过了一劫。文革动乱期间，许多亲戚躲难来到我家，住上四五天甚至几个月，母亲都是热情接待，克已待人。至今这些亲戚仍然念念不忘母亲的宽厚善良。回忆许多往事，连我的老公都说我们的为人不及母亲的一半。     　母亲虽然远离了我们，但她老人家传奇的人生经历常常在我眼前浮现，我后悔在母亲晚年生病最孤独的时候，没有终日陪伴在她的身边以尽孝道。现在我自已也是六十岁的人了，对母亲愈益思念，唯愿母亲在天堂过得幸福。